近年来，在科研领域，撤稿、数据图片误用、诚信失范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涉及到著名高校和教授。

　　这不禁让人疑惑，我国的科研诚信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吗？此外，出现学术不端，除作者外，是否也是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失职？如何保证科研诚信、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

　　　　学术不端是特定时期的发展问题 

　　《中国科学报》：当一篇论文发表后出现问题，学术期刊通常会采取哪些处理方式？

　　杨卫：学术期刊对问题文章进行更正、勘误、撤稿，都是常见现象。更正是指作者已发表的论文中，有某一部分的内容、个别地方等，经后来研究判断存在问题，需要改进或调整；勘误一般是期刊的出版者校正字句错误。撤稿则是发现某篇论文主体或主要结论出现问题，属于整体性的举措。

　　撤稿又有主动撤稿和被动撤稿之分。

　　主动撤稿是作者发现论文出现问题后向期刊申请，也可能是“诚实的错误”（honest mistake）。被动撤稿，是期刊在刊出该文后，由于被举报等，发现有学术不端或结论不能成立而采取的措施。有统计表明，撤稿的文章中，约50%~60%可能是学术不端行为引起的。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文献中的每一句话都被认为是可重复的、具有记录性意义的科学表述，后人是基于这个结果进一步研究的。

　　这就好像砌墙一样，墙的每一块砖都要比较牢靠，后人才能不断地砌上新的砖，一旦中间出现了不牢靠的地方，就要把这块砖拿掉。所以撤稿的性质要看期刊对该撤稿事件的具体说明，并不是只要撤稿就是学术不端。

　　《中国科学报》：近些年，国内科研诚信失范事件似乎越来越多。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真的更严重吗？

　　杨卫：近些年的学术不端现象并没有比以前更严重，而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检测手段越来越高明，更多的学术不端行为被检测出来了。以前检测精确度不高，有些东西被掩盖，现在更容易查出来。

　　这种现象不光中国有，哪个国家都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处于转型期时，撤稿现象较多。

　　日本在世纪之交，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英国更早一些，在20世纪50、60年代，这段时期撤稿都比较多。中国的撤稿高峰在2010年左右，目前在撤稿率上呈下降趋势，但还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当整个国家到了平稳发展期，这种情况就会减少。近年来，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速度比较快，从以前很少向国际期刊投稿，到后来大量向国际期刊投稿，成为第一大投稿国。这个转型的过程很短，其间就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当国家处于快速发展期，学术研究也在一个快速学习、发展过程中时，有些科研人员会遵守规则，有些会漠视规则、忽视科研诚信。当度过这段时期，到了比较平稳的发展阶段，原本破坏规则的人发现代价太大，不如遵守规则，慢慢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

　　　　学术不端中的责任和能力问题 

　　《中国科学报》：出现学术不端，除作者外，是否也是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失职？

　　杨卫：这里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责任，二是能力。

　　如果出现学术不端，责任是谁的？一般来讲是作者的，正所谓“文责自负”。而对于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在审稿、刊登过程中没有发现学术不端的现象，一般来说都不是蓄意的，可能是由于能力不够。

　　这个能力包括整个出版平台、期刊审稿系统的能力，比如能不能查重、重合率多少、够不够精准。对于较大的出版社，编辑通过相似性核查系统，一般能得到两个指标：一是和现有已经发表文献的重复率，一般认为超过30%就有“沿袭”的嫌疑而不予考虑；二是这篇论文和以前著者被退稿文章的重复率。根据这两个指标，编辑可以选择拒绝或进行下一步审核。

　　期刊编辑不可能看遍所有的文章。他们未能发现某些学术不端行为，也是情有可原的。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

　　审稿人也是一样，审稿过程中，系统也会进行相似度提示，此外他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阅读文献经历，也能够判断是否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

　　整个编辑审稿的过程，是对期刊编辑和审稿人能力的衡量。但是也不能说，没发现某篇文章重复或数据失配等问题，就是他们能力不够。有可能的话，所有的期刊和审稿人都会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中国科学报》：那在什么情况下，期刊编辑和审稿人也有一定责任？

　　杨卫：比如他们明明知道存在重复、收到了系统的提示，但不指出来，就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始终都是作者的。

　　再比如，投稿人是编辑或审稿人的关系户，不按照正常审稿过程来、不认真审核就通过，或者编辑收了较高的稿费或版面费，或者为了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要求论文的作者必须引用本期刊发表的论文，或者两个期刊互相引用，等等，都属于学术不端。

　　还有一种情况，审稿人在审稿过程中，写出了反对意见，但把与所审内容类似的东西拿去发表、拿去申请项目，相当于剽窃了别人的成果，这也是学术不端。

　　审稿人也有可能拖稿，但有时候他们向投稿人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是很有道理的。有时他们的研究也卡在了同一个地方，就会想知道投稿人是如何克服的，这种情况不完全算是学术不端。审稿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有多个审稿人审同一篇稿件，以避免这种情况。

　　审稿人的责任很难判定，他们大部分是为科学界做服务的，难道因为服务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就要去惩罚他们吗？这对于整个学术团体是很不利的。一般来讲，如果审稿人总是发现不了问题、审稿质量不高，以后可以不再选他为审稿人。

　　《中国科学报》：上述这些情况，该如何规避？

　　杨卫：给审稿人规定审稿期限，否则就更换审稿人。

　　还有一种做法是公开审稿，但目前大部分期刊没有接受这种方式。公开审稿是一把双刃剑，一般来说，匿名审稿时，审稿人可以写出很直接、尖锐的意见。公开审稿后，审稿人的话往往变得绵里藏针，意见往往模棱两可。

　　如果作者和审稿人都是实名的，二者很可能互相认识，审稿人给出意见的时候就会有所顾忌。这种现象不只是中国有，国际学术界也是如此。

　　　　期刊伦理不容忽视 

　　《中国科学报》：要保证科研诚信、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期刊应该如何做？

　　杨卫：期刊要不断提高其能力，通过技术、流程手段判断是否有剽窃、一稿多投等行为。

　　学术期刊有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像我们的本土期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有些文章连参考文献都没有；引用别人的文字、图片，有些也没有标注出处；在2000年的时候还有一些期刊可以中英文两发。现在已经规范了许多。

　　目前，类似数据的错误，期刊编辑能一眼看出来的往往是特别不靠谱的，其他的期刊编辑很难判断，只有专家能够判断。在开放数据的基本架构中，科学数据按照其置信度或可重复率分为9级。

　　即使是小同行专家，有时候也需要重复工作才能判断出相关数据准确与否。比如你做了一个实验，电阻是500Ω，期刊编辑很难判断是多了还是少了，专家也只能先信任你，但后人在重复这项实验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不是500Ω，而是578Ω，那么数据的准确性就有问题了。数据的可信度是随着不断检验而提高的，第一次发表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定的不准确度区间。

　　《中国科学报》：对于期刊能力的提升，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杨卫：我国现在的不少科技期刊，还缺乏对期刊伦理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向国际数据库推荐中国本土期刊的时候，容易受到质疑的主要在于许多本土期刊缺乏相应伦理条款或伦理声明。最近一两年，大家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国际上对期刊伦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改进。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有一个“16点透明原则”，包括期刊网站、期刊名称、审稿流程、期刊的运营机构、期刊管理、期刊编辑/联系方式、版权与许可、向作者收取的费用、学术不端举报的处理流程、学术道德、出版周期、如何获取期刊论文、期刊存储、期刊盈利渠道、广告、期刊宣传，每一项都有细化的规范，要求所有期刊遵守。我们现在有些期刊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应不断提高伦理规范。

　　COPE在2017年11月推出了新的核心实践，详细阐述了有关期刊和出版商出版伦理标准的政策和实践。

　　同时，COPE从10个方面给出了明确指南和学习资源，帮助相关机构了解并避免道德问题，内容包括对不当行为的指控、作者和贡献者身份、利益冲突、投诉和申诉、数据与再现性、道德监督、知识产权、期刊管理、同行评审流程和发布后更正，旨在帮助期刊、出版商、研究机构和投资人等多方共同努力维护和促进学术诚信。这也应是我国许多科技期刊努力的方向。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21-03-29 第1版）